第一修正案承诺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不仅是“表达的自由”，更是“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正是美国人在宪法面前庄严宣誓的核心。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后的几个星期，约翰·亚当斯的侄子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这位言辞激烈的革命家，他的演说点燃了独立战争的烽火——在费城集会上，向听众说道：“我们的先辈来自地球上各个角落，正是关乎良知的思想自由和独立判断指引着他们，汇聚到这块新大陆，建立了快乐的国度。这里，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我们为何需要思想与？哲学家、法官和学者们已经无数次地阐发了他们的见解。泽卡赖亚·查菲教授，这位曾凭借的论文深刻影响过霍姆斯法官的学者，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两类的利益。其一是个人利益，人们需要就对他们的生存及其意义（if life is to be worth living）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发表意见；其二是社会利益，寻求真理的最终实现……”

  在漫长的历史中，许多人一直在为反抗压制他们表达的力量而不懈斗争。他们要表达，就像查菲说的那样，无论是出于科学的、文学的抑或政治的要求。伽利略（Galileo）想要出版他的多年观察所得：地球围绕太阳运动。在罗马教廷统治时期，迫于宗教裁判所的，他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沉默。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伽利略传》（Galileo）生动地讲述了这一个故事。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在经历了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多年沉默后，写下了小说《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这部小说几经辗转在国外出版，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尽管斯大林已经过世，官方压力仍然迫使他不得不宣布放弃这项荣誉。安妮塔·惠特尼（Anita Whitney）背叛了她显赫的家族，不顾危险帮助筹建加利福尼亚劳动党。她的获罪激发了布兰代斯关于的伟大论述。

  也许，正如查菲所说，美国人在生存及其意义这一问题上的表达欲望的确与众不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谈及他来到美国后的感悟时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在1944年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就我所观察到的美国人而言，倘若没有自我表现的自由，生存将不具有任何意义。”

  思想自由的社会利益也被数度强调，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查菲所称的“寻求真理的利益”。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其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中精妙地阐述了思想自由的哲学基础。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言论很可能包含着为社会所需的部分或者全部真理。同时，他还说，即便一个荒谬的信仰也是有价值的，因为对其进行争论的过程本身即可检验和进一步证明相反观点的线年艾布拉姆斯案的反对意见中对穆勒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声援。他说：人们越来越相信，“希望达成的终极理想最好能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来实现，对真理的最好检验是在市场的竞争中让思想的力量本身为人们所接受”。“思想的市场”是霍姆斯常常使用的语句，不过他并没有准确地阐述过其内涵。文森特·布拉西（Vicent Blasi）教授曾经对此进行过语义学上的探源，发现该词首次出现于1936年戴维·纽博尔德（David M. Newbold）写给《》编辑的一封信中。

  与其他倡导的论调不同，霍姆斯并不认为就是探索真理的搜索引擎，他已经准备好面对随之而来的难以处理的后果。布拉西教授这样写道：

  霍姆斯，这位忠诚的老兵和骄傲的达尔文主义者。他始终坚信，反对意见——甚至包括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言论的价值在于，激起某些同情、热望和动员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迫使政治变革与转型的发生……也许，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最直接地把追随政治思想的自由留给人们；换言之，人们能不受限制地去思考那些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无需思考的政治忠诚、允诺、服从和暴力。

  詹姆斯·麦迪逊把、尤其是出版自由视为共和国的基石——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人民，而非政府，拥有绝对主权”。麦迪逊政治自由理论的近代使徒、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在1948年写道，“人们要实现自我管理，就一定要能判断哪些是不明智的、哪些是不公正的而哪些又是危险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由此，在这位哲学家看来，第一修正案就是要禁止对政治言论的任何限制。

  涉及政治的案件会有一些特殊的性质，这就是布拉西所谓的“制约价值”，即媒体和评论人士在揭露、纠正政府权力滥用方面的作用。随着政府行政机构的帝国野心日益膨胀，政治言论的制约价值也显得逐渐重要。当乔治·布什总统借着虚假理由将美国拖入伊拉克战争，随后又下令非法秘密监听公民的通信往来并且宣布政府有权虐囚时，国会似乎无能或者说无意扮演麦迪逊及其他制宪者所寄望的制衡角色。只有媒体，最终击穿了秘密，曝光了丑闻。要知道，布什绝不是惟一一位具有帝国野心和崇尚权力的总统。

  支持表达自由的最后一点论据，来自它对于一个社会中个人品格的影响。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公民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有勇气听取各种意见：不仅包括不受欢迎的政治言论，而且包括科学与文学领域的新奇、甚至令人震惊的观点。在惠特尼案的意见书中，布兰代斯奏响了公民勇气的乐章：

  那些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终于赢得独立的先辈绝不是懦夫。他们不惧怕政治变革，也不会为了秩序而牺牲自由。对于勇敢而自信的人来说——这种自信源自于民主政府所具有的自由而无畏的理性，言论所诱发的危险不会被认为是明显而即刻的，除非人们感到罪恶如此迫在眉睫，甚至在有机会予以充分讨论之前就会降临……

  自由社会要求具备的勇气不仅应当为那些相信变革的人所拥有，对于新闻记者以及其他观点的塑造者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以外，法官同样应该是这样的勇者。美国社会的很多优秀品格都是由法官率先垂范的，他们对于种族公正、妇女和同性恋的平等权利以及的尊重，成为当世之楷模。美国社会在这类问题上每向前迈进一步，都使法官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有时甚至还会有生死之虞。“我们这里的确很平静，”霍姆斯说，“不过，这是处于风暴中心的平静。”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于法院的抨击慢慢的变猛烈了。反对意见大多数来源于南方的白人，他们盼望能够继续维持原有的种族制度，而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决中宣布在公立学校中实行种族隔离是违宪的，此举将民权运动付诸司法实践。攻击者想方设法证明法院和法官的判决违反了法律。其后，支持种族的判决又引起了轩然。

  保守主义者曾使用“能动主义的”（activist）一词来揶揄那些令他们不快的人或事：“能动主义的法官”、“能动主义的判决”。这个词暗示着法官已经僭越了他们解释宪法的本职；不过，这个词除了被这些批评者用以声讨那些他们并不乐见的判决结果外，也还表达了其他的含义。从约翰·麦迪逊对国家的构想到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事实上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司法判决塑造了今日的美国。在今天这样一个面临种种国际威胁，而政府也随时准备以国土安全为由扩张行政权力的时代，惟有法官的这般勇气方能护佑我们的自由社会。

  当然，一个民主国家绝不会坐等法庭的拯救。对于美国人自由的威胁，也不会因某一个司法判决而归于终结。1798年的《反煽动叛乱法案》在1800年大选中被选民们成功地废除了。1920年的“帕尔默突袭”最终引发民众的不满。最高法院驳回了二战期间阻止驱逐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的努力，但国会后来还是为这一暴行道歉。公开曝光阻止了联邦调查局长期以来秘密进行的最为阴险的行动，——一个由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执掌的秘密刑讯系统，埃德加·胡佛用它来迫害那些所谓的“危险的”左翼分子。这一秘密机构在1971年才被曝光，当年一个不知名的团体突袭了位于宾夕法尼亚中部的某个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披露了这一“反间谍计划”及其部分罪恶行径。即使是在人类对于最感恐怖的时期，被曝光的“反间谍计划”也不可能获得民众的支持。用布兰代斯的话来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秘密和压制孕育着恐慌，开放则使我们更为自信。布莱克法官的妻妹弗吉尼娅·杜尔（Virginia Durr）在谈及她对布莱克的看法时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当人们不能讨论问题时，便没有人能是自由的。这就是怎么回事我在他身边总是有安全感的一个原因。”

  2006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位二十五岁的巴基斯坦妇女努尔·法蒂玛（Nur Fatima）来到美国，并定居于布鲁克林。在接受《》记者安德鲁·埃利亚特（Andrea Elliott）采访时，她说：“在这一个国家，我得到了自由，行动的自由，思想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