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在我心目中是一位最可亲可敬可爱的老科学家。他虽已逝世多年，但他在核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和巨大功绩，他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和奉献精神，他为人的崇高品德和思想情操，总是令人永远难忘。

  王淦昌真正是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人，是一个非常有作为、对祖国和世界的科学发展及文明进步有重要贡献的伟大科学家。

  在科学学上有一个概率，说科学家一般在45岁以后就走下坡，很难再有创造发明。可是王淦昌就突破了这个常规。他53岁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荷电负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成为联合所在高能加速器上做出的最重要的科研成果。他57岁独立于苏联物理学家巴索夫提出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科学设想，并随后亲自主持和指导这项研究工作，不停地改进革新研究思路和实验手段，使我国这项研究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

  《王淦昌全集》收入的54篇学术论文，包括他大学毕业论文、在德国学习的博士论文，以及之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时间从1930年到1998年，上下近70年，他一直在科学的前沿无尽地追问，不懈地求索，这种为科学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是十分感人的。

  王淦昌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之所以成功，在他暮年总结自己的思维经验时，归纳为4条：一是跟踪科学前沿，保持思维敏锐性。二是独立思考，大胆怀疑。三是实验为源，理论为本。四是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王老这些经验极其精辟、宝贵，是科研成功的必由之路，它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有志于科学事业的后来者。

  王淦昌的科学活动和科学思维不局限于核科学领域，而且关注整个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以超群的智慧、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爱国责任感，积极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向国家建言献策。《全集》收入了他28份致中央及部委领导的建议、5份在人大会议上的提案，每份都充盈着他的真知灼见。其中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联合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被采纳，形成为国家的高技术探讨研究与发展计划（即“863”计划），对推动我们国家高技术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王淦昌一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深厚的爱国情怀，总把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与祖国的命运和前途紧紧相连。这种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在《全集》许多文章中都有体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当时他在德国学习刚得到博士学位，得知这一消息，就心急如焚，急于回国。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没有你需要的科研条件，何必回去呢？”他坚定地回答：“科学虽没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一定要回去为她服务！”回国后，他先在山东大学后到浙江大学任教，随着日本侵略我国不断深入，浙江大学6次迁移，真可谓流离颠沛，不得安生。就在这样艰苦危难的恶劣条件下，他仍坚持给学生上课，除了讲近代物理学，还适应国防需要，主动开了军用物理课。而且坚持科学研究，带着肺结核病在昏暗的油灯下，写出了闪耀他智慧光辉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后来美国物理学家阿伦正是根据这一建议作出实验，确认中微子的存在，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解放后，他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1960年当他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正誉满全球的时候，领导上却要求他改变研究方向，参与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他毫不犹豫地立即表示“我愿以身许国”。鉴于研制核武器是国家最高机密，要求工作人员绝对保密，断绝一切海外联系，他也满口答应“能做到”。从此他就隐姓埋名，不辞辛劳地为研制核武器奔波在北京研究所、青海研制基地和新疆核试验场，前后17年，调回北京时已是年逾70岁的老人了。

  在国家遭遇困难时，王淦昌总要竭尽自己的力量。《一片冰心在河山》讲述了抗战时期他在浙大任教，为了抗日救国，他出力出钱，把自己的全部积蓄，包括父母遗留给他的和他结婚时他夫人的陪嫁妆奁金银首饰和银元铜板之类，总数约有10多斤，都捐献给了国家。以致后来他由于孩子多、身体有病，几乎穷得维持不了生活。而在解放后，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连年遭灾，发生严重经济困难，他就把自己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所工作时省吃俭用余下的14万卢布，全部交给中国大使馆，捐献国家，以示他为国家分担一些困难的心意。

  朱光亚同志在为《王淦昌全集》所作的总序中指出：“人们通过阅读这套全集，不仅了解王淦昌先生在科学事业中所作出的非凡贡献，而且更多的是了解他的为人、品德、作风、精神和情操。”我在阅读中，确实为王老的为人品德和精神情操所深深感动和震撼。

  王淦昌对前辈十分尊重，称吴有训、叶企孙、周培源为中国物理学的先驱者、奠基人、开拓者，对前辈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念念不忘，敬爱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从他写的《深切怀念吴有训老师》、《记吴有训老师培育二三事》、《怀念爱国科学家、教育家、我们的老师叶企孙教授》、《见物理系之筚路蓝缕，思叶老师之春风化雨》、《周培源文集序》等文章都可以见到。

  他很重友情，对朋友、同事、合作者都是一片真诚，虚心学习，赞扬优点。他同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的同事，在学术问题上他们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在生活上他们又亲密无间。他认为束星北的教导学生的经验丰富，接受新业务快，性格豪爽，乐于助人，他同束星北从始至终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同邓锡铭是研究激光约束核聚变的合作者，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合作得非常融洽有效。邓锡铭于1998年去世时，王淦昌十分悲痛，在医院里写了悼念邓锡铭的文章：《老邓，你走得太早了》，一句话的标题，深切地表达了王淦昌对邓锡铭的痛惜和缅怀之情。

  他对晚辈无论学生、下属科学技术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像对待自己的朋友那样关怀备至。如他的两个学生许良英和周志诚在浙大学习时，他不但指导他们如何学好物理，而且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生活，同他们谈心。他们毕业后没有留校当助教，一心要找党组织，没找到，流落在外，生活十分困难，王淦昌就给他们写信甚至登报纸找他们。之后又坚决顶住校方要解聘他们的压力，使他们得以继续留校工作。几十年过去了，许良英至今仍然牢记着恩师的这份深情。

  王淦昌极富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他对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真诚拥护，积极执行，对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则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他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联组会上的发言》和对《经济日报》记者的谈话中，对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社会一些不良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表现了他的刚直不阿，一身正气。

  世界伟大科学大师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别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我想，爱因斯坦的话对我们纪念王淦昌诞辰100周年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