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的4月6日，他驾驶的战斗机在训练期间，飞机忽然出现系统工作异常，飞机迅速下降。

  生死12秒，他紧急处置10次未果，在剩下最后2秒的时间里，他才选择跳伞。

  但由于高度不够，降落伞没能完全打开，他重重摔在了海面上，身体多处发生爆裂性骨折。

  而在他们驾驶战机飞上蓝天之下，还有一批人，已经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把飞机开上天空，用自己身体的极限来测试出飞机的极限，以保证之后飞行员们的安全。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飞机，产出就敢载人飞上变幻莫测的天空，而且安全系数又那么高。

  因为试飞员必须是飞行员中最优秀的那一批，是精英中的精英，王牌中的王牌，他们必可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有这样一种说法，试飞员的价值等同黄金。也就是说，他的价值等同于和他身体相同的重量的黄金的价值。

  有人从试飞员训练飞行时间、耗油、武器保养的角度粗略估算过，结论是培养一个试飞员，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1亿元）起步。

  两万米高空，以接近音速在飞行，飞机突然开始强烈的振动，试飞员滑俊的视线开始摇晃，接着模糊，整个机舱也开始振动。

  振动使得座舱内的仪表盘和操纵手柄仿佛要从自己的位置上跳起来，巨大的噪音压迫着滑俊的耳膜和头顶，两只耳朵产生剧痛，头像要炸开。

  这一天，滑俊执行的试飞任务是把某新型歼击机保持在一个高度和速度的情况下，获得飞机极限加力1分钟的数据资料。

  作为资深的试飞员，滑俊经历过很多意外。他知道这样的振动严重时可以让飞机瞬间解体，而想要解除振动，最快速有效的办法是关加力，即关闭飞机油门动力。

  但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突然关加力会造成空中停车，即飞机发动机失去动力，飞机迅速下坠。

  千钧一发之际，滑俊首先想到的是保住飞机，因为他知道，一架飞机的研发成本巨大，背后有无数人的心血，一旦被丢掉，所有的测试数据也会全部消失。

  最不想见到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关加力后，两台发动机同时停车。飞机开始迅速坠落，滑俊并没有慌张，他一边尽力保持高度，让飞机滑行，一边按照程序，重启发动机。

  飞机的高度已经掉到了8000米，按照这样的高度和速度，再过一二十秒，飞机就会掉到地面，后果不堪设想。

  这一年是1978年，飞机上逃生技术还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先进，启动逃生系统要一定的高度指标，滑俊已经接近了逃生的临界值。

  按照规定，此时的他可完全按下逃生座椅下的按钮，让自己从这架危机四伏的飞机上离开，几分钟后，他可以平安降落在地面。但结果是飞机坠毁，数据丢失，故障的原因查不清楚，这一类型飞机的研发可能无限期中止。

  从发生故障到现在，已逝去了整整6分钟，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完全自由落体、无动力的状态下，滑俊驾驶着飞机在高空坚持飞行了6分钟，这6分钟，也是他坦然面对死神的6分钟。

  1949年3月入伍的滑俊，此时已经在飞行副团长的位置上干了四年，是中国试飞员队伍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价值，比飞机还要不可估量。

  这一次，飞机所在高度层的空气条件有所改变，滑俊终于听到了熟悉的发动机声音。寂静的指挥室里，人们也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在那一刻，发动机的声音在他们的耳朵里，无比欢快。

  救护车和消防车迅速到位，但滑俊没有给他们工作的机会，他驾驶着飞机，徐徐降落，加力后飞机平飞时间最大数值的宝贵科研数据成功拿到。

  事后，在无数次的媒体采访中，都会有人问到，那时候滑俊紧张吗？他说自己当然紧张，但已经顾不得其他了，“我只想着一定要把飞机完好无损地开回去！”

  试飞的定义，是“飞机在正式使用前进行试验性飞行，用来检查飞机的设备和验证飞机的性能等。”从设计图纸到成品，试飞员是第一批和他们亲密接触的人，他们驾驶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就没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

  在那样的生死抉择里，他们坚定的信念，对飞行事业无懈的追求，让他们很难做出跳伞的选择，他们一次次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也让后来飞机驾驶员们的安全，多了一份保障。

  这是大家为为李中华第二天的试飞特别准备的。做飞行的人都知道，行业内有一项十分严苛的规定，第二天如果有重要的试飞任务，前一天一定不可以饮酒，也一定不可以暴饮暴食。

  但这一次的聚餐，却是组织上以任务小组的名义举办的，李中华第二天将要进行歼-10飞机低空大表速科目的试飞，谁都知道这一科目有多危险，但谁也都知道这样的试飞，对歼-10有多大的意义。

  在基地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领导和专门赶到基地的空军有关部门领导都来参加了这次聚餐，餐桌上没有酒，只有清茶，李中华一脸镇定，波澜不惊，“我准备好了”，大家举起了自己的茶杯：“为中华——”“为战机——”“为空军——”“为成功——”“干！”

  六十岁的试飞总工程师先红了眼睛，他握着李中华的手，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但李中华从他的眼神中，读到了担忧。

  安全与危险之间，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达到什么样的量会产生质变，突破什么样的数据范围飞机会是非正常情况，业内把这个数据范围叫作“包线边界”，又分为普通包线和极限包线。

  极限包线试飞，无疑是最危险的，试飞员需要找出飞机的临界点到底在哪里，而一旦突破这个临界点，安全就没有了保证，每一步的后果都是未知的。

  曾经担任中国试飞研究院院长的沙长安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包线边界就像“摸电门”：谁都知道电流大到某些特定的程度时可以电死人，因此大家即便知道电流量并不够大，也不会去碰。

  包线边界试飞，是试飞员明知道有电，还要用手去碰，为了测量极限的安全数据，电流需要一点点增加 ，试飞员一次次去摸，摸到不至于被电死却又要让电流抵达安全范围内的最大值。

  增量大小的选择，十分要命：过大，可能会突然超出安全值；过小，会因为一次次的试飞增加成本，也增加风险。

  在李中华所担负的歼-10试飞任务中，光是一类风险科，如包线边界试飞、极限数据采集，就有数十个项目。

  而他第二天要试飞的低空大表速项目，指的是战机在高度低于1000米时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

  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级一类风险科目，这样的速度容易引发震颤，而飞机从出现震颤到空中解体，只要短短的两秒钟。

  好几起都是飞机在空中直接解体，而一旦解体，所有的故障原因、数据就再也无从查考，损失掉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和一架战机的同时，也会让一代型号战机的研制前功尽弃，故障原因找不到，就找不到相应的处理方法，就无法再进行试飞。

  尽管李中华是第一批获得国际试飞员证书的中国空军试飞员之一，没有人不相信他的技术，但也没有人不担心这样的危险。

  歼-10是远程攻击型中型作战飞机，出于国防的需要，设计提供的低空大表速速度值，远超于了西方同类型的战机，试飞成功，对国防和军队装备的补充，意义重大。

  试飞小组给了李中华很多特殊的权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只要他认为需要，他随便什么时间都能减速，终止试飞，不用申报。

  巨大的速度值下空气产生了巨大压力，将他的身体死死压向座椅后背，他的身体几乎要被压扁了，脸部的肌肉被向后撕扯，脸庞产生了剧烈的扭曲。

  他拼力咬紧牙关，紧盯着高度和速度显示表，飞机抖动得越来越剧烈，强大的过载压力使他的耳膜剧痛，产生轰鸣。

  他努力保持眼明耳聪，他必须完全凭借五官的感觉判定飞机的状态变化，哪怕是极其细微的变化。

  之后，噪音重新响起，飞机继续加速俯冲。此时飞行速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噪音和视觉反差都会增加十个单位，噪音完全盖过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李中华在那一刻感受到了切实的恐惧，高度越来越低，他已经能清楚看到大片红褐色的戈壁滩扑面而来。

  监控室里的人比他还紧张，试飞院院长沙长安的头发一根根竖立了起来、总师周自全大张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

  飞机掠过茫茫戈壁，速度持续不断的增加，中国飞机最快低空飞行速度已被李中华甩在了身后。

  对这次实验来说，他已经成功了，但他没有停止，他发现飞机还有潜力。他决定继续挑战极限。加速，俯冲。

  地面上一个年轻的监控员忍不住叫了起来，这样的速度下，稍有差池，飞机就会直接地面，但李中华仿佛赋予了这架飞机灵性，1秒后，减速、拉平、爬升。

  落地后，人们发现，由于低空高度实在太低，飞机俯冲时产生的强大冲击波把方圆十里的建筑玻璃全部击碎。

  2008年歼-10战机在珠海航展正式公开亮相后，它的各项性能数据被公布，有一串在外人看来很不起眼的数据：高空最大速度：2.2马赫；低空最大表速：1250千米/小时。

  不过一二十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中才换来了这样的数据。

  唐妈妈已经流不出眼泪了，她对着来人仰起头，扳着枯瘦的手指说：“我大儿子走了，心爱的大儿子走了快二十年了。”

  大儿子叫唐纯文，1968年，唐家大儿子当兵的消息在村里炸开了锅，送别那天，街坊都赶来了。

  唐纯文也很争气，入伍第二年，被保送到了空军第十六航空学校，学习领航轰炸专业。消息再次让村子轰动，唐妈妈对着前来祝贺的乡亲们笑得合不拢嘴。

  1986年2月，为了试飞当时尚处高度机密状态的“飞豹”，试飞部队领导到空军各单位选调优秀人才，唐纯文从数百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

  组织找他谈了话，说他已经接近退役年龄，如果不去搞试飞，还有很多安全又待遇很高的去处，唐纯文只说了一句“只要是空军需要，我服从组织安排。”

  村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唐纯文不仅能吃苦，还是个孝子，1988年8月父亲去世，他作为长子回家守灵。天气酷热，他坚持戴着孝帕，再热也不肯取下来。

  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又惦念着家里的鸡鸭菜园，住上一段时间后就想回来。每次回去，不管有多忙，唐纯文都会调休亲自送母亲回家。

  母亲不记得是哪一次，儿子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说：“妈耶，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早上吃了饭，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吃午饭。如果哪一天我出了事，你可千万要想开些啊！”

  她从来没有想过，儿子有一天会线日早晨，领航员唐纯文与重庆籍试飞员杨晓彬一起，驾驶“飞豹”战机执行一项科研试飞任务。任务完成后他们返航，意外发生，指挥塔台里的飞机制造公司代表抢过话筒，大喊：“跳伞！飞机我们只要一个月就能产出！”

  但因为飞机故障严重，没有办法进行操纵，迫降时未放出降落伞，未完全对准跑道，机腹贴地滑行一段后完全失控，飞机反扣，驾驶舱与跑道摩擦，座舱全部被磨平。

  危险任旧存在；反之，如果转危为安，飞机的设计完善将会向前迈进一大步。“飞豹”长达八年的试飞中，每次试飞中平均每17分钟就会出现一次特情，正是唐纯文与战友们一次次接力，对该机型进行了1600多架次试飞，完成82个试飞项目。

  儿子牺牲后，唐妈妈和儿媳、孙女一起赶去部队，想到出事地点看看，没有被允许。

  部队领导知道，那天有那么多人目睹了失事的全过程，牺牲过于惨烈，他害怕家人承受不了。

  政委红着眼眶，对那些试图劝说他同意的人大吼：“试飞有风险，这风险我们做军人做儿子的担了，吞了，可唐妈妈那么大岁数了，我们怎么能让她老人家去现场再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怎么能？！”

  追悼会那天，儿子的遗体从海边运回，只是一个用纱布包裹着的人形，唐妈妈一看到就晕了过去。 从那以后，半年的时间里，试飞部队都没有再放过每天早起床、晚熄灯以及三顿饭开饭时的固定音乐。

  她经常做梦，梦到刚刚会走路的儿子，捏着白白胖胖的小手，一边摇摇晃晃地走，一边笑着，扑向自己。

  他们大多尸骨无存，试飞烈士陵园的墓穴中，埋进去的大多只是一些散碎的遗骨和遗物。

  4.杨会录烈士，1982年12月16日，在执行某型直升机新机出厂试飞任务时牺牲。

  5.周立占烈士，1982年12月16日，在执行某型直升机新机出厂试飞任务时牺牲。

  7.吴清永烈士，1988年10月19日，在执行某型飞机科研试飞任务时牺牲。

  9.黄延国烈士，1991年8月11日驾驶某型直升机执行任务时，因飞机故障失事受伤，经抢救无效，于1991年8月19日牺牲。

  10.烈士，1993年8月28日，在执行某型飞机大M数试飞时，因发动机故障，飞机失事牺牲。

  15.郑金良烈士，1998年7月27日，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因飞机失速坠地牺牲。

  16.胡光怀烈士，1998年7月27日，在执行试飞任务时因飞机失速坠地牺牲。

  18.林启进烈士，2002年8月9日，在执行某型武装直升机新机出厂试飞任务时牺牲。

  19.郑露烈士，2002年8月9日，在执行某型武装直升机新机出厂试飞任务时牺牲。

  20.申长生烈士，2006年6月3日，在执行某型飞机科研试飞任务时牺牲。

  21.雷志强烈士，2006年6月3日，在执行某型飞机科研试飞任务时牺牲。

  22.刘普强烈士，2006年6月3日，在执行某型飞机科研试飞任务时牺牲。

  26.郭彦波烈士，2012年11月13日，在执行某型飞机出厂试飞任务时牺牲。

  27.张国荣烈士，2012年11月13日，在执行某型飞机出厂试飞任务时牺牲。

  当我们看着一架架飞机在天空呼啸而过时，背后是试飞员们一次次与极限和死神的搏斗。

  60年来，中国航空试飞事业从“一穷二白”到“望其项背”，一架架飞机背后都镌刻着英雄的名字。

  如今，试飞条件慢慢的变好，试飞水平慢慢的升高，但试飞员们仍然要面对极限环境的挑战，危险无处不在。

  进入新世纪，中国试飞事业在机型领域实现多项零的突破，航空工业建立了由120多个专业构成的完善体系，已经能与与世界航空强国“同台竞技”。

  1909年9月22日，一个黑发黑眼睛的中国人，继莱特兄弟之后。又一次把人类飞天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那一天，祖籍广东恩平的中国人冯如，在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机场，驾驶自制的飞机飞上了蓝天，他向世界宣告：对飞天梦的探索，中华民族的脚步也毫不迟缓。

  但梦想从来都不是容易实现的，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参加飞行表演时因飞机坠毁伤重不治，不幸逝世，年仅二十九岁。

  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里，一代代试飞员坚定不移，把自己和飞机融为一体，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梦想，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试飞事业。